《社会变迁与传媒体制重构: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传媒制度研究》对亚洲部分国家传播制度与传媒政策变迁的关注，始自2001年。当时，在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的过程中，我曾对中外的新闻调控与政策进行比较，特别是在分析日本和韩国的传媒发展和政府规制方面有关资料时，重点研究了它们的新闻传播制度与政策。自2002年起我在学校开设的公选课“中外传媒管理与政策比较”受到学生的欢迎，也使我在讲授这门课的同时持续地关注了亚洲主要国家不断发展分化的传媒政策走向。2004年至2005年我在韩国首尔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亦重点研究了这个领域的课题，特别是传媒制度领域的新趋势。新世纪初，韩国与日本的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政府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具有重要地位和较大影响。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进一步拉动传媒的体制创新和产业提升，进而推动和促进了国家的“软实力”和对外传播实力，带来这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和价值观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