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风吹草低见牛羊<br />宗仁发<br />新世纪十年以来，汉语诗歌的表象可谓是纷繁复杂，越来越呈现出多面性、双重性和矛盾性的特征。制约诗人们创作的精神资源、经验类型往往像中国社会现实的立体化状态一样，也可以说是古今同炉、中西交融、错落交叉、五花八门。过多的路径，就意味着最容易歧路亡羊，重重迷雾，也势必会遮蔽对诗歌作出准确观察、合理判断的视野。尽管在这种状况下，企图给诗坛勾勒出一幅清晰图示，必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冒险，但我仍然试图有所尝试。<br />怎样把握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这依然是诗人们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哈代说过，如果伽利略在诗歌里说世界是运动的，那么宗教裁判所可能就不会管他了。而相反，福楼拜则认为，他的《情感教育》能够阻止普法战争的爆发。雪莱把诗人看成是人性的仆人，而庞德则认为自己是自我膨胀的孔子，各路诸侯都得来向他求教。奥登在为叶芝写的悼词中说，诗歌没有让任何事情发生。诗人们像他们的前辈雪莱一样被看成是不被承认的立法者。当然，这些都是典型的各执一端的说法。不管有多少难以理清的观点和态度，在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上，总会有一部分诗人会直面现实，对现实生活持参与、批判的立场。在2010年第一期的《芙蓉锦江诗刊》上，有诗人梁雪波的一组题为《见证的刀锋》的诗，其中一首《开胸验肺》是这样写的：<br />来吧，无良的人<br />把你们斜视的目光、正确的鼻子<br />仲进来<br />把你们的惊讶、泡在酒中的牙齿<br />伸进来<br />把你们肥硕的头、口罩和锃亮的刀<br />伸进来<br />伸进我的身体<br />干脆，连同你们的规则、文件、不耐烦和无可奉告<br />也通通扔进来<br />我的胸已经打开<br />我听见血平息了歌唱<br />两片肺叶在黑暗的积尘中<br />真实地颤动<br />带着一整座厂房的劳动和辛酸<br />这父母所赐的身体<br />像我的村庄，我的亲人<br />一样珍贵的身体<br />被爱情和朴素梦想抚摸过的身体<br />如今无视伤痛，求助于<br />一把时代的冷刃<br />将光天化日之下的谎言<br />剖开！<br />请你们：城堡中的居民<br />请你们看一看——<br />一具卑贱的身体如何发出沉默的吼声<br />这是退守到最后的无权者<br />唯一的权利<br />这是一个喜剧时代的悲壮抒情<br />在体制的无影灯下<br />一把通向权利的刀子<br />剖开了身体<br />像喜庆的节日剖开一枚果实<br />从自由的呼吸中挖出生存的黑泥<br />显而易见，这首诗取材于一桩社会事件，人们通过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对此已十分了解，但读了这首诗以后，还是会受到较为强烈的震撼。作者梁雪波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于东北黑龙江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十分鲜明：“我力图将诗歌的触角深入存在的底部，体验生命的悲悯与疼痛、沉默与孤绝，用质感的语言激荡精神的火焰，在呈现个体生命与时代的深刻摩擦中，召唤一种阔大、锋锐、复调、介入的写作向度。因此，写作成为个人精神自治的一种方式。尤其在这个犬儒化的时代，诗人应是权力和市场最难以消化的一根骨头。诗歌就是思想和语言的骨缝上绽开的鲜烈之花。”做一个见证时代的诗人的想法，这个观念是完全可以容纳在诸种诗歌主张之中的，关注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经济、战争、自然灾害等等，都无可厚非。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使诗歌成为诗歌，而不是别的。爱尔兰诗人山姆斯·希内对此有过透彻的分析：诗歌经不起失去它基本的自我愉悦的创造力、它在语言过程中的欢乐以及对世上万物的表现。用叶芝的话来说，意志不可篡夺想象力的工作。尽管这有点老生常谈。但是仍有必要在20世纪末期各种政治上得到认可的主题、后殖民反击和各种打破沉默的写作语境中重复这点。在这些环境下，诗歌被催促去表达迄今在种族、社会、性别和政治生活中一直末得到反映的声音，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说诗歌首先作为一种纠正方式的力量——作为宣示和纠正不公的媒介——正不断受到感召。但是诗人在释放这些功能的同时，会有轻视另一项迫切性之虞，这项迫切性就是把诗歌纠正为诗歌，设置它自身的范畴，通过直接的语言手段建立权威和施加压力。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在《美国诗歌》这首诗中表达更为明白：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胶、煤、铀、月亮和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诗歌是对诗人消化能力的考验，是对诗人艺术转化能力的检验，这两方面做不好，最容易生产出伪诗。说到底，不管是针对现实，还是痴迷想象，不管是盯住外在社会问题，还是挖掘内心世界，关键所在就是要使诗歌成为诗歌。庄子在回答东郭子所问道在哪里时，先是告诉他道无所不在，当东郭子进一步追问具体在何处时，庄子说道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甓、在屎溺。这之中蕴涵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对诗歌的找寻。包括对底层文学、打工诗的评价，重要的不在于写的是什么，而在于写得怎么样。<br />细致考察近些年来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在诗歌文本的体量运用上，鸿篇巨制即长诗的创作在明显增加。而且由书写个人心灵史和传记体的家族史，向表达时代情绪或发掘历史题材方面逐步拓展、延伸。《作家》刊发的小海的诗剧《大秦帝国》和任白的《未完成的安魂曲》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两部力作。李德武在看到《大秦帝国》的局部时脑海里闪过的评价是：小海写了一部杰作。李德武认为：《大秦帝国》是一部英雄史诗，也是一部关于民族精神的交响诗。他跳出历史的框定，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诗人敏锐的目光重新审视一个帝国的兴衰，一个王者开天辟地的野心和气魄，以及交织在帝国兴衰之中的人性真实与命运结局。但小海显然不是试图为一个消失的帝国招魂，他是想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呼唤并发现人性的光辉，复苏并延传民族的气脉。小海是出生于苏北海安的诗人，他很早就强调诗歌的本土化。但他的这种强调不是出自狭隘的地域或民族的考虑，而是在东西方文化相互渗透的背景下，对原初性经验的重视。说小海的《大秦帝国》是一部杰作，我是基本认同的，但若将其归入史诗的名下，是否合适还有待探讨。我感觉《大秦帝国》更像一个新历史主义的文本，它所展现的“过去”，并不是一个民族庄严的过去，而是复杂的过去。在这个过去中，既体现着理性的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也包藏着冥冥之中并不可知的神秘元素。它的兴趣所在是“那些好像是插曲的、轶事的、意外的、奇异的、卑下的或简直不可思议的方面(海登·怀特)”。在涉及的人物中，也无所谓英雄和凡人，就生命的意义而言差不多是完全平等的。更突出的一点是，诗中的时问感完全是现代的，与历史的距离是模糊的。也可以说《大秦帝国》所展现的历史并不是一种历时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共时性的历史。《大秦帝国》的结构也不是封闭式的，事件的真实性被打散在多层结构中的各个层面里。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历史叙事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这种说明昔日事件和过程的陈述同我们解释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所使用的故事类型是相似的。”<br />在这里我还是要怀着激动的心情来隆重推荐一位北方诗人——任白的新作《未完成的安魂曲》。初期接触任白的长诗《未完成的安魂曲》时，我有点感到惊异和陌生，甚至还有点读不进去，而再读的时候就很容易变成了熟悉和亲切。这首长诗扑面而来的对人生价值的反复追问，对内心世界的曲折剖析以及诗人骨子里的血性和大爱，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是在诗歌中久违了的情愫。尤其是在人们的脚步几乎完全被横流的物欲所裹挟的情境中，精神的诘难往往还未及提出就被预设的现实匆忙摆平。曾经令一代人热血沸腾的理想，尽管这种意义的求索中已过滤掉了盲目和冲动，但它依然会连一次像样的挣扎都来不及完成就烟消云散了。《未完成的安魂曲》采用了快要被诗人们遗忘了的正面强攻的方式，如同展现火山爆发的惊心动魄过程一样，把一个时代唤起的个人内心的躁动不安、热浪灼人和灰飞烟灭都制作成了标本，使人重温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这双重的人生都被生活粗暴吞噬的残酷和无奈。安魂曲的未能完成，既是因为要寻找的对象杳无踪迹，倾听不到这不甘寂灭的咏叹，也是指一个时代的旷野无人，能看到的只有灵魂的废墟。我有些好奇地猜想，读这样的诗，在追求逸乐中的入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呢？在思想的光芒的缝隙间，这首长诗的重要的情节关涉的是三个人的个人情感，其中不光是交织着的爱情和友情的错综关系影响了三个人的命运，更根本的因素是无法完成的人的自我塑造在扭曲着人的心灵方向。诗中对已逝的岁月既是一往情深的缅怀，也渗透着自我忏悔式的反思。其诗句中化入的经典性的旁征博引意在凸现人类文明的主旋律，也可以说就是崇高、信仰、神圣这类被污染过的词汇所应恢复的意义。至少《未完成的安魂曲》会让我们麻木和萎缩的精神受到一次强刺激，在随着这首时代的挽歌唏嘘不已的同时，也在被世俗塞满的内心世界给终极关怀腾挪出少许的空间。《未完成的安魂曲》在诗歌叙事的推进中，融入了北方的山脉长白山火山口奇特的自然景观，构筑成天地人间相映衬的天人合一的画面。这种诗歌的意象的营造明显带有北方的雄浑大气，与南方的诗人的细腻婉转在风格上形成了一种对比。仅就诗风雨言，也会使阅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br />今年3月8日，被北岛称之为中国当代诗歌奇才的诗人张枣病逝，引起诗坛不小的震动，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事件。许多诗人和媒体都有悼念的文章发表，其中以《今天》2010年第二期编发的张枣纪念专辑分量最重。北岛在《悲情往事》中评价张枣时说：“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如何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以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观并参悟博大精深的东方审美体系。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张力和熔点。”宋琳在这期《今天》的编者按中写道：“各地自发的悼念活动络绎不绝，无不叹息他的早逝，激赏他的天才，外人或谓其影响程度为海子之后所未有，这似乎印证了布罗茨基说过的话：‘诗人之死’听起来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人们往往发现死亡并没有使一切终结，某种东西逸出了时间之外，歌者看不见了，歌声却更加清晰、动人，不绝如缕。”我和张枣相识较晚，有过的接触多为酒局之上和咖啡厅里，印象最深的是张枣说话时的表情真可谓是一脸生动。有此垫底，读到李笠这首短诗《悼张枣》时，只觉得是活灵活现。李笠和张枣同为漂泊海外的诗人，“你出国比我早，回国也是／两个动作，二十个春秋／匪夷所思，如突然冒出稻田的银行大楼／时间，确切地说，时代／玩弄着我们这代中国人，青春的压抑，器官……”“我们见面不多。几乎都与诗歌有关：‘特朗斯特罗姆／是我崇拜的诗人。他最值得借鉴之处／是意象的精准，中国诗人／缺的就是这个’／你抽着万宝路说。我暗自钦佩。这是第一次／我听一个中国人这样说／而我发现：你那湘江般温润婉转的诗句／似乎也受到这位硬朗枯瘦的北欧诗人的影响”(有点巧合的是，李笠在这里也用北欧硬朗枯瘦的影响评价南方诗人张枣)。这首诗中反复出现几次的是有关张枣抽烟的细节，还用括号里的一句“你不知道香烟已烧毁了你的肺”，直接点明了吸烟就是导致诗人病故的罪魁祸首。有意思的是诗的结尾处写到，2009年4月，他们在“信仰客人”的黄珂家最后一次相遇：“你脸阴沉，堆着无可奈何／说话时，像某个犹太人面对哭墙”，“‘这里是文化沙漠！除了／灯红酒绿，还是灯红酒绿。但天天洗脚又有什么意思啊？！’”诗的句子无需任何解释，直白但有诗意。李笠这首悼诗，完全是由这样鲜活的情景完成的，仿佛一个有血有肉的张枣就在我们眼前一般。<br />奥登在他的《短诗选》的序文中说过这样的话：“我想每位作者都会看出，他自己过去的作品可分为四类。第一类纯粹是垃圾，他很懊悔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来；第二类他最感到痛苦，他有很好的概念，但因能力不及或过于性急，以致无法有所成就(就我而言，《演说家》似乎就是这种例子，一个好意念却受了致命伤)；第三类他虽不讨厌，但它们缺少重要性；这一类作品，无可避免地要成为任何集子的重要分量，因为，如果他仅仅收入第四类那些让他老老实实感激在心中的诗，那么，他的集子就会薄得令人沮丧。”这样的“四分法”，尽管有些苛刻，但大概也应适用于今天的每个汉语诗人吧。或许也适合于对一个阶段的汉语诗歌质量的总体分析吧。<br />2010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