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人性:东西文化500年的比较(套装上下册)》是一部可以跨越世纪的思想巨著。该书从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综合各方面观点，全面比较了中西五百年的文化差异，揭示了人类和人性的奥秘。作者认为，人性有“原恶”，它与生俱来，与死俱去，是人类秉赋中永恒的实在。人类要战胜周围的环境，必须首先战胜自己。同时，人类也有“元精神”，它是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类必然向善的渴望。元精神的是否完备，决定了一个民族以及每一个人的人格发展的健康程度。每一个人，尤其年轻人都必须培养自己有健康完美的人格。

《问人性》是我的“三问”系列书的第一部，另外的两部是《问天命》和《问历史》。我的“三问”系列书的写作，开始酝酿于1983年，在做了十年阅读的准备之后，于1993年开始动手写作第一部《问人性》，经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于1994年完成；此书写作比较顺利，但出版却延迟了两年，于1996年经过朋友们的帮助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近80万字。
1994年写完《问人性》不久，即开始了“三问”系列第二部《问天命》的写作。连续写了五年，到1999年才完成，然而它的出版，更又等待了五年，于2004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分四本：《命运的诅咒》、《道德的沦陷》、《悲剧的源流》和《西方哲学死了》，共约一百万字。
真正最难写的是“三问”系列的第三部《问历史》。我原拟重新撰写出一部完全不同的中国通史，以彻底推翻已有的全部中国的《历史》。为了这个巨大的工程，我相当于在从1999年到2009年的这十年，重又做了新的十年大量阅读的准备，说白了，在这三十年之中，有二十年是在看书和大量进行其他相关的阅读，真正写作“三问”的全部时间甚至都不到十年。
到了2009年的后期，我突然感悟到，想要写作出来一部全新的中国通史，而又还要继续运用大量过去历史的资料，如果没有彻底的历史思想的“革命”，那将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西方的历史思想家们早就有言：一切人类历史的核心，都应该首先是人类的思想史，而凡是丧失了思想史的《历史》的写作，全都只能是历史垃圾的堆积。可是实际上，中国人明显地最缺乏《中国思想史》，迄今为止，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一本真正像样的《中国思想史》，而中国的《哲学史》也多半都是冒牌的“哲学史”，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即中国文人们几乎全都把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儒学史》当成了《中国哲学史》。这实际上是最荒谬不过的事情。孔儒的《儒学》哪能有半点“哲学”的味道呢？
说白了，中国人过去两千多年来的所谓《历史》的写作，就几乎全都做的是堆积历史垃圾的“无用功”。更说白了，中国人的所谓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大堆愈来愈远离人类“文明”的历史垃圾。我自问：我还要继续去做这样的堆积历史垃圾的“无用功”吗？更何况人类的一切《历史》，几乎原本就全都只是人类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今天的历史家，全都只能是按照今天的历史思想去安排“历史”——思考历史和叙述历史。所以，说一千，道一万，真正最最重要的还应该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思想史。只要思想史真正“通”了，人类的“历史”也就“通”了。正是因此，我完全改变了我的写作《问历史》的构思和方法，我要完全从中国历史思想的“革命”的角度来进行我的《问历史》的写作。从2010年开始，我写作了《问历史》的第一本：《发现中国历史》；今年，我则开始了写作《问历史》的第二本：《发明中国历史》；到了明年，我还将继续写作《问历史》的第三本：《创造中国历史》。全部《问历史》的篇幅大约将会在一百二十万字的上下。
简言之，我的《发现中国历史》是发现了孔丘及其儒家对于中国历史的真实而悠久的思想“毒害”；我的《发明中国历史》是发明了能够真正对于中国历史有益的思想革命的“工具”——关于老子《道德经》的普世文明价值（观念工具）的全新的发掘和重新的发明；我的《创造中国历史》则是在中国先人伏羲、老子的创造性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西方哲人们的创造性的思想观念，最后综合性地创造了中国人自己的全新历史思想观念的系统——人学的系统。这个系统将不仅是人类一般学说理论新系统的创造，同时也将是中国人关于世界文明史的某种全新思想体系的创造。
也就是说，我将在从1983年到2013年的这大约三十年的漫长的过程之中，最终完成我计划之中的全部“三问”系列书籍的写作。它们既相互联系形成整体，又彼此各自独立成篇，全书大约三百多万字。我希望，我将绝对不要作文字垃圾的堆积匠，我也自信不会作这样的“堆积匠”。因为什么？因为我自信掌握了人类全新的逻辑，掌握了由中国先人伏羲、老子，以及西方先人康德等共同合作创造的人类全新的逻辑——全息逻辑。不管当代中国的文人们，秉承孔儒的腐朽的价值观，如何对我进行无理、无知、无情的谩骂、攻击和诽谤，我将自信我对中国青少年们的真正有益，对中国文明史的真正有益，对当代中国人生存的真正有益。我将在大量孔儒文人们的“骂声”之中破浪前进。我坚信，能够理解我的人们将随着岁月而不断地增加，他们将首先包括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更将是未来所有的中国人。
自然，我的如此自信并不表示，在我的著作之中就将不会发生任何错误，因为显然，任何人都只能是一个“人”，一个与其他人同样“平等”的“人”，所以人们常有的错误在我也同样可能难以完全避免；只不过我坚信，因为我坚持了全息逻辑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包括关于总体结构、时间程序和全息目标的正确的思维、写作和实践的方法，所以我将一定会有益于人类，当然首先是将一定会有益于我亲爱的中国同胞，尤其是有益于中国广大青少年们的同胞。正是因此，我将会真诚地欢迎一切对于我的著作的认真的批评，即使是带有攻击性也希望至少能够有一点点人类最起码的理性；当然，我更希望我亲爱的同胞们能够认真地阅读我的著作，而我的所有著作的最全面、最系统、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即是我的“三问”系列——《问人性》、《问天命》和《问历史》。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2011,5,5.）